人物簡介：

牟桂芳（1924—2021）又名史易，1924年出生，茅畬上街人。早在茅畬小學讀書時就參加了抗日宣傳活動。1938年，牟桂芳由黨組織選送到皖南新四軍受訓，后分配到部隊醫院工作。她194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隨部隊北進受阻后，奉命在被日軍圍困的太湖長蕩湖地區蘆葦蕩里護理救治一百多名傷病員，堅持艱苦斗爭半年多。牟桂芳的事跡后來成為電影《沙家浜》里衛生員小凌的造型素材。后來，牟桂芳任新四軍十六旅醫院材料科科長。抗戰勝利后，她隨部隊北撤到山東，轉戰各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她調國家衛生部工作。后任安徽省計劃生育辦公室副主任。2021年1月在南京去世。

牟桂芳的回憶錄：

我從小聽姐姐說曾被送給別人當過童養媳，我小時就有“跌倒全靠自己爬起，靠人不如靠自己”的思想，一心想離開家庭，另找出路，尋找自己的前途。記得在1934年時，林牧夫（注：即林泗齋，黃巖第一個黨支部書記，后來抗戰時擔任黃巖縣委書記、江蘇丹陽縣委書記）就來到茅畬，他認為茅畬村子集中，群眾基礎好，后面有退路，決定在這里開辟工作，發展組織。1935年林牧夫就來茅畬小學當校長，當時還有陳叔亮，后來有陳庭槐等。這時我在“茅小”受到了黨的教育，懂得了愛國的道理，西安事變以后，抗日基本上是公開的，黨組織抗日活動也不秘密，我也參加了“茅小”當時的“小先生”活動和抗日宣傳活動，我們演出“大刀歌”至今印象還很深刻。在黨的教育下，我開始懂得了個人的前途和國家的前途是一致的，個人尋找出路，只有抗日才有出路，這樣就把個人和抗日二者結合起來了。因此我參加抗日工作的決心是非常堅決的。

1938年下半年，林牧夫叫我到皖南去，我非常高興。我是和牟瑞蘭、牟彩云、陳庭槐一起去的。我們一路步行，一天走120里地不怕苦。我們要先到巖市去找新四軍第一兵站。巖市地方有一座橋，橋這邊是國民黨兵站，過橋才是新四軍兵站。由于我們抗日心切，這時已是12月底了，到巖市我們一看到兵站就進去了。兵站的人要我們登記，我們登好記，他們一看我最小，只15歲，就來找我談話，問：“你們到哪里去？”我說：“打日本。”問：“你要找什么地方？”我答：“找第一兵站。”問話的人說：“你這么一點大也要抗日？有沒有看到傷兵的痛苦。”并指著路旁缺手斷腳的傷兵給我看。我疑惑地問：“你們是干什么的？”他們互相對視一時答不上來，后來才說：“我們也抗日，方法不同（指曲線救國吧），你們抗日，要是一過橋就把你們送到前方打仗！”以此來嚇唬我們。我們這才知道這是國民黨兵站，若不是因我年小盤問我，還險些上了敵人的當。我們趕快過橋到了新四軍的第一兵站，接待我們的人名叫毛澤全（自稱毛澤東堂弟），很熱情，并叫我們休息幾天。我們是過了元旦由陳庭槐做了工作才走的。到了云嶺軍部，我被分在新四軍教導總隊女生八隊，隊長于晶（女，延安來的，現在上海），排長洛冰，班長孫愛萍。編隊后，進行系統教育學習，內容有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史、黨史等，學習6個月后分配工作。在分配工作時，又說我年紀太小，要我回家。我堅決不回去，后來叫我到衛生隊江南一支隊。當時說我小要我回家可能是我在學習期間出了兩次洋相之故。一次是我晚上站崗又怕黑又怕鬼，一天晚上我站崗，離我處半里地的青年隊的同志有意來嚇我，兩個人一前一后學貓叫，叫到我旁邊，我用腳去踢“貓”，結果槍被“貓”拿去了，我既丟了槍又受了驚。第二次是我亮了一個思想：我是來打鬼子的，怎么不見鬼子，到底鬼子在什么地方？這些都成了我年小幼稚的談笑資料。后來領導見了我的決心和我還有獨立生活的能力，才把我留下的。最近一個在上海的同志說云嶺紀念館有當時新四軍教導總隊女生八隊的一個小女孩站崗的照片，可能是我，我退休后準備去看一看。

1939年，我調到新四軍后方醫院，院長是崔義田（是東北醫科大學畢業生。解放后任中央衛生部副部長）。一次我們后方醫院被敵人包圍了，第一次聽到槍響，我嚇得全身發軟兩腿直抖。撤退時，是兩個人把我拖著跑的，我的棉褲也被拖破了。第二次就好得多了，但拿起槍老是打不著敵人。經過幾次鍛煉，以后就不怕了，變得堅強勇敢了。皖南事變后，項英犧牲，陳毅代軍長。這時正是皖南新四軍北撤的時候，分批送往蘇北。牟瑞蘭、陳庭槐他們第三批已走了，我還是第五批走的。結果鐵路被敵人封鎖，過不了封鎖線，情況比較緊急。這時，崔義田院長給我100多個傷病員和一個小藥包，叫我們到蘆葦蕩去隱蔽打游擊。這樣，我和新四軍傷病員在太湖蘆葦蕩隱蔽了半年多。這半年是相當艱苦的，換藥沒棉花就把棉衣里的棉花扯出來，沒有鉗子用筷子，沒有吃的，就下水抓魚吃。冬天挖蘆根，春天摘蘆腦充饑。白天不敢燒飯。怕敵人發現，都是晚上做飯，群眾對我們的支持也不少。1972年，愛人生病，我陪他到北京住院，碰到當時的傷病員負責人張翼翔（第二炮兵司令員）。他說：“你還健在呀！我找你好久啦，你叫什么名字？”我說：“叫史易。”他問：“還有別的名字嗎？”“叫牟桂芳”。他說：“對了，你知道嗎？《沙家濱》就是描寫我們在蘆葦蕩的一段斗爭生活的，郭建光就是我，衛生員小凌就是你！”我說：“阿慶嫂的情節有點出入嘛。”張說：“這是舞臺藝術嘛，夸張總是有的。”

傷病員轉移后，我調到十六旅醫院（在宜興縣澤口區裴家橋），提拔當材料科科長。這里是個分院，是保管醫療器材和藥品的，是個隱蔽的地方。一天，突然林牧夫來了，身穿長袍頭戴禮帽，一進門就坐下。由于他個子大，腰中的手槍別住了，他把槍拿出往桌上一放，我倒害怕起來。我們材料科是隱蔽的單線聯系的，他怎么會突然闖來呢？還以為他是特務哩！他看出我的心思，便說：“不要害怕。”我問他是怎樣到這里來的？他倒開玩笑地反問我：“你是怎樣來的？”我這才知道是組織告訴他的。他并說自己是縣委書記（時任江蘇丹陽縣委書記），與我談話的中心內容是：說我現在紅得很，但年紀小，對處理個人問題不要著急。我也表示現在人小不談。他在我這里吃了中飯才走的。他走后大約過了一個星期，醫院的周超同志來我處告訴我說：“一個大麻子大個子的人生病死了，臨終時叫我一定要告訴你他死后埋葬的地點，叫你要去他墳上看看他。”后因敵人封鎖嚴，加上我們也不能隨便自由出走。至今還沒去看過。我退休后一定要去。

在這以后，敵人的“三光”政策確實也很厲害，為了保存力量，我們又進行了調整。我是1940年7月入黨的。1943年，我調到三五支隊，是從蘇北坐船到浙東的，三支隊副支隊長余龍貴。因我從蘇北轉到家鄉浙江，我當時是從家里逃出來的，怕家里人來找，因此這時就改名為“史易”了。這時我知道牟瑞蘭要回家生孩子，我曾寫信叫她到葉家灣找一個鄉長，可同路到我處來，結果她沒有來。

日本投降后，我們又北上到山東，參加了淮海戰役，這次戰役非常激烈，我給傷病員做手術，一連七天七夜沒有睡覺，只偶爾在間隙時打個盹。淮海戰役結束后，我隨大軍南下，直到福建龍巖（瞿秋白同志就義的地方）。1952年調回北京，在中央衛生部工作，主要是給中央首長及家屬看病。后又調到河南洛陽，最后是擔任安徽省計劃生育辦公室副主任。

黃巖區委黨史研究室